新京报-评论周刊洪振快
洪振快 历史学者
清代康熙年间，湖南长沙府湘潭县有个叫石仑森的书生，因为告状而惨遭杀害，他总结告状经验的一句话尤其让人震惊：“民有冤情，一控督宪，即触抚怒，底死不释。”
所谓“底死不释”，大意是即便弄到告状人死了，巡抚仍不能释怀，怒气还是不能消除。
关于石仑森案，其简要过程如下：清初，湖南迭遭兵燹，康熙下诏减免赋税。但是，湖南地方官员征收如故。石仑森出于义愤，向湖南各级衙门反映情况而得不到处理，于是远赴京城，捕捉到机会向康熙告了御状。康熙下令查办，因证据充分，湖南官员受到惩处。为此，湖南官员对其恨之入骨，“自湖南巡抚以下，疾之若仇”。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诬陷他“交通叛党”，将之杀害。
石仑森的命运并非特例。在清代的史料中，很容易发现类似案例。在这类案例中，可以发现官吏们对越级告状者的仇视和憎恨，用石仑森的体会来说，就是“底死不释”。
按照清代的司法制度，地方案件由县令初审。对县令的审理结论不服的，可以向知府、道台、按察使乃至巡抚、总督逐级呈控，是为上控。对地方的所有审理结论不服的，可以到京城告状、呈控，称为京控。京控可能被受理，也可能被驳回。如果被驳回，还有最后的办法，即直接向皇帝告御状，称为叩阍。
从表面上看，帝国为老百姓提供了敞开的寻求司法正义的通道，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负责初审的县令未必公正。对县令做出的未必公正的审理结果，当事人可以上控，但上控不受欢迎。在省内，上控最多能呈递到作为“一把手”的巡抚那里，可是，巡抚未必喜欢经过层层上控仍不罢休的“刁民”们的陈述。更重要的是，巡抚本来就可能是地方利益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又怎能指望他主持公道，去纠正下级的做法呢？
如果在省内各级衙门上控没有好结果，京控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京控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京控可能被驳回，这且不论。假设京控被接受，后面将如何处理呢？京城的衙门接受了京控状子之后，根据案件的重要程度，一般有两种处理办法：案情较轻的，转交有关衙门或发回本省督抚审办；案情重大的，则具折上奏，由皇帝亲自处理。
皇帝的处理办法，通常有三种：发审，即发交各省督抚审办；派审，即派出钦差大臣去审理；提审，即将案件提到中央由有关部门审理。提审不仅兴师动众，而且表明皇帝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一般来说是不采用的；派审需由中央财政支付钦差往返费用，而且难保钦差不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因此也不轻易采用；最多的情况，只能是发审，但发审仍然回到总督或巡抚那里，他们通常不会自打耳光，推翻以前做出的结论。
由此看来，即便京控被受理，结果仍然不乐观。同治元年（1862）一位名叫裘德俊的官员在奏折中说：“近来京控案件，凡奉旨发交本省亲提者，岁不知其凡几，而平反之案，百无一焉。”光绪年间的京官李慈铭则在其日记中说：“各省京控之狱……盈千累百，无一平反”。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凡京控者，一经回省，无论是非曲直，先已视若仇雠，必至加以酷刑，适符初供而后已。”地方官员对让他们丢面子的京控，显然非常恼火，裘德俊说的可能是地方官场最普遍的心理：你敢告到京城，那么“无论是非曲直”，都先把你视为仇人，不大刑伺候，难消心头之恨。即使被他们弄死，恐怕还如石仑森所说，“底死不释”。
上控、京控乃至叩阍，是帝制时代的传统政治为老百姓提供的寻求正义的通道。这条通道并不畅通，但不能关闭。因为一旦关闭，老百姓就完全失去了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只能转向非法途径了。
对敢于上控、京控之人，地方官吏专门蓄养打手殴打之，这是道光年间的上谕就曾说到的情形。如此种种恶情恶状，可谓难说难尽。假如传统政治没有彻底改观，官吏的心态和行为也不可能彻底改观。但是，不彻底改革传统政治，而以“百无一焉”的京控成功的低概率，给老百姓留一个微渺的希望，则是传统政治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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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5 2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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