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年终奖让人"羡慕嫉妒恨" 贫富差距过大是祸根

喜洋洋

华声在线  afeime  2011-12-24 09:43:50
　　高额年终奖缘何让人“羡慕嫉妒恨”

　　近日，网上一条一汽大众将发放相当于27个月工资的年终奖的消息，招来一片“羡慕嫉妒恨”。经证实，该公司今年年底确实发放了27个月工资作为分红，但并不是以全额工资作为基数，而是发放27个月的基本工资，一般职位的员工基本工资也就3000元左右。　　年关岁末，“年终奖”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并展开各种攀比，原本不足为奇。但上述这一“27个月工资”、“8万元”的年终奖数字，显然仍极富心理情感上的“杀伤力”，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撩拨起太多的“羡慕嫉妒恨”。

　　如果一定要看绝对数字，“27个月工资、8万元”也并不算最突出。日前地产金融老总在网上晒员工年终奖，号称“最少六位数”(10万元)。而据前程无忧网的《2010企业年终奖调研报告》，“六位数年终奖”在时下一些行业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几乎就是寻常的“起步”标准。

　　年终奖有两个问题要澄清：其一，年终奖的发放状况几乎就是目前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一个“放大强化版”，越是原本收入薪水高的行业，年终奖便越是高，反之，年终奖则越低甚至根本就没有年终奖。相应地，二者的年终奖差距也就越是悬殊，成倍地急剧放大和强化了既有的收入差距。如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行业间平均工资差距高达4.2∶1，金融业最高、农林牧渔业最低;而城乡收入差距3.23∶1(农民工当然指望不上什么年终奖，正常工资年底不被拖欠就谢天谢地了)。
　
　其二，年终奖的高低有无，实际上与个人的才能、贡献，并无多少必然的因果对应关系，决定一个人拿不拿、拿多少年终奖的，主要不是工作业绩，而是其所处的行业位置和单位性质，即所谓的“屁股决定腰包”。比如，金融、证券、电力、通信、地产、能源等行业，年终奖往往低不了。而同样的行业，大型国企、外企的年终奖也往往远高于民企。　　“年终奖27个月工资”真正惹人“羡慕嫉妒恨”的，并不只是表面的奖金数字，而是其背后的收入与实际贡献、劳动之间不符的分配现实，以及“屁股决定腰包”，而不是“才干勤劳决定腰包”的分配体系。(张贵峰)
　
　年终奖为啥会戳中贫富差距过大的痛处?
　
　年味渐浓，关于年终奖的话题又开始升温。前几天网上爆料称，一汽大众将给员工发放相当于27个月工资的年终奖，立刻招来“羡慕嫉妒”之声。随后该公司很快澄清，今年底确实发放了27个月工资作为分红，但并非以全额工资为基数，而是发放27个月基本工资，一般职位员工基本工资3000元左右。即便如此，一汽大众普遍员工也能拿到8万元年终奖。
　
　年终奖是27个月的基本工资，红包应该不算小，看得全国网民们煞是眼红，这家有国企背景的合资公司顿时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外界对此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起码来说，企业能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奖励员工，让员工与企业一起发展，这是企业之爱，也是员工之幸。毕竟，发放年终奖是用人单位的一种自主行为，只要资金来源合法，发放多少都无可指责。只不过，近年来一些国企央企年终奖的金额实在太大，无形中戳中了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软肋。

　　一般来说，“年终奖分配中，金融、证券、电力、通信、地产、能源等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在企业性质上，外企、国企、民营企业的年终奖差别也不小”。这个总结在中国基本属实。近日有媒体报道，浙江某高校资深教授的年终奖不及一名今年刚毕业的某银行基层信贷员，让人唏嘘不已。尽管单纯用年终奖的多寡衡量二者的价值大小值得商榷，但是，薪酬在教育和金融这两个行业之间的差距却已昭然若揭。应该说，在利润多的行业企业中职工辛苦了一年，年终拿个大红包，也是应该的。但总有一些垄断国企给其员工发的年终奖让人感觉有点不舒服。

　　比如说一些国企，前些时候还说在炼油环节巨亏、发电巨亏，要求发改委涨价，而这几日便开始大把大把地给高管和员工发年终奖，如此一来广大民众自然看不过去，要知道垄断企业通过涨价来给其员工享受高福利，最终还不是挣的是咱百姓的钱?目前国有垄断企业成本和利润还是一笔糊涂账的情况下，他们称自己巨亏大多是自欺欺人，这边要来了巨额的财政补贴，或者要求发改委大幅涨价，那边便把这笔钱的一部分福利、年终奖的方式装进员工的腰包，如此享受垄断红利，而未尽丝毫社会责任，民众自然要问“这样的分配公平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企与外企、民企职工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异，垄断企业的收入与非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基尼指数高涨不下的原因之一。如今，公众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国有企业靠垄断地位获利，上缴国家的少，分给自己的多，无形中拉大了中国的基尼指数垄断国企。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5,2010年,更判断中国的基尼指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据世界银行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

　　做大财富“蛋糕”容易，分好“蛋糕”很难。这是社会转型的时代之痛。毋庸讳言，在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中，出现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一汽的年终奖虽然高得令人咋舌，公众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汽车行业是个开放的竞争性行业。公众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国有企业靠垄断地位获利，上缴国家的少，分给自己的多，该尽的社会责任又不尽。目前，民众正期盼调整分配关系的政策能够不断出台，但是要想根本扭转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格局依然任重道远。(不执着)

　拿什么拯救我们的年终奖

　　网络越来越沉寂，生活越来越无趣，幸好年终岁尾，还有年终奖驾到。“天苍苍，野茫茫，天天都为工作忙，人茫茫，心凉凉，老是想着年终奖”，“君问归期未有期，老板没发年终奖”，“垂死病中惊坐起,老板不发年终奖”，“一切不以发年终奖为目的的年终都是耍流氓”……一时之间，以“年终奖”为关键词的网络造句大赛风起云涌，真是唐诗、宋词表不尽，满城尽待年终奖。

　　各种年终奖数字也开始与网络造句齐飞，多得让羡慕嫉妒恨者有之，少得让人心生同情者亦不少。比如，网上一条一汽大众将发放相当于27个月工资的年终奖，普通员工年终拿8万元的消息，就招来一片“羡慕嫉妒恨”。梳理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数据不难发现，对年终奖影响最大的仍是劳动者从事的行业，学历、社会地位或职务高低影响相对较小。资深教授年终奖不如银行新人多，公务员比下则有余。(12月22日中新网)

　　“屁股决定腰包”，这是有关各行业年终奖差异的最新论断。虽说年终奖是每个公司一年中的最后一轮大猜想，也不管你拿到的年终奖是现金还是馒头，但“没拿到年终奖的痛苦都大体相似，拿到年终奖的幸福，却各有各的不同”。有统计数据就显示，年终奖分配中，金融、证券、电力、通信、地产、能源等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在企业性质上，外企、国企、民营企业的年终奖差别也不小。一句话，年终奖多寡与职场新老、学历职务、社会地位相关度不大，却与“屁股”有关———只要屁股坐到了垄断行业与公务系统的坐椅之上，那么日常乃至年终的腰包自然便会见风涨。

　　这让那些游离于垄断、公务系统之外的人们纷纷惊呼：该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年终奖?无疑，在年终奖的腰包外，散落着有关收入分配公平、贫富差距的一地鸡毛。“一叶落而知秋”，从行业间年终奖的巨大沟壑，可以窥得行业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并让人生出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但如何抚平这条沟壑，既考验着国家的收入分配改革，也是一纸检验企业文化与契约精神的试纸。

　　“达者兼善天下”，在国家的财富分配上，我们常常会说“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这自然是民众对于财富共享的强烈吁求;同样，在企业内部的财富分配上，“藏富于企业不如藏富于员工”，是否也应该成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理念，并辐射成真正能够影响人心的企业文化，最终生成豁达共享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赚了钱，年底给员工包一个厚红包做年终奖，是稳定军心、激发斗志之举，其实也是一笔情感投资———不仅让人来年有个盼头，也让人从企业的财富回馈中，用“双赢互惠”打通企业与员工内心互通的一扇门———这才是真正抵达内心的企业精神与文化。

　　现代市场经济，没有谁不是理性经济人。年终奖的厚薄有无，很多时候直接决定了来年职场众人的职业道路走向。某种程度上，年终奖也是企业契约精神的体现，年初的承诺到年底要兑现，给得太随意，会让企业的契约精神大打折扣。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预期，企业家需要合理管理大家的年终奖，员工也要合理管理自己的预期。既然行业间年终奖差距带来的相对剥夺感无法消弭，企业就尤其需要履行契约，践行一种共享财富的文化。年终既到，满城尽待年终奖，什么时候，人们不用再惊呼“拿什么拯救我们的年终奖”，我们的生活也许才真正自由了。（李妍）

　　教授年终奖不如银行新人，怪谁呢

　　年关渐近，年终奖成了热门话题。媒体关注农民工年终奖，使得大家都为弱势群体概叹，富豪炫耀自己集团奖金上六位数引起一片讥讽之声，而“资深教授年终奖不如银行新人”的新闻估计拨动不了太多人的心弦。

　　原因挺简单。民生银行的董事长都说，钱赚得太多太容易，“大家都有点为富不仁的感觉”，实在不好意思说利润。所谓大河有水小河不愁，银行新人虽然是新，但好歹也是银行这棵大树的一个枝条，粗壮一些不稀奇。而教授云者，说是学历高、知识渊博、德高望重，但钱是不看这些东西的。不过，教授也分三六九等，有的教授肯定有钱，譬如要求学生不赚够四千万不要说是自己的学生的北师大董藩教授，他肯定不会太在乎年终奖这回事儿。

　　教授的收入差距，其缘由既有学校的不同，也有学科的不同。新闻里谈到月收入只有六千的教授，想来应该是专门研究“无用之学”如文史哲之类的。做这类学问，既然一不能提高GDP，二不能为老板出谋划策，三无法发明创新，四无国家项目支持，那么也确实只有守着那份工资过日子了。当然，“无用之学”的教授们也不是一直都这么穷。对历史有记忆的人，想来会知道民国时代，一个普通北大教授月收入可以是普通工人的数十倍。但这些，“俱往矣”!

　　“无用之学”面对的是精神、文化，学者致力其中，维系了文明的延续和文化再生的可能。无用之学的学者们陷入高校贫民一族，说明时代在精神层面的贫瘠。学者也是人，也对钱有向望。于是他们纷纷“转变观念”，古代文学的在搞非物质文化，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谋划策;外国语学院专门培养翻译实务人员，既不读莎士比亚也不谈文学性灵。从体制上来说，教育部等国家部门的项目资助、扶持偏向于“有用之学”，也加剧了这种高校学者功利化的倾向。

　　当然了，民国时代，举国上下，真正能够当得上教授的，只怕也不过寥寥数百上千人。那时候的大学教授，还是罕见而珍贵的。不像现在，教授博导通街走，高校里总务处长保卫科长都可以拿个教授头衔。物以稀为贵，“教授”这顶帽子，说到底也是个“物”，多了起来贱了下去，不足为奇。更何况，目下的专家教授，其学问，与民国教授相比差一大截;以人品论，什么上访者都有精神病、药家鑫激情杀人、房价还很低之类的言论，也都是教授发表出来的;以对知识学问的贡献来计算，频频曝光的教授抄袭案，更令人深度怀疑，据说发表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中国论文里面究竟含有多少水分。以此观之，教授们的工资收入低一些，似乎不是什么说不过去的事情了。(汪慧君)

喜洋洋

唉

伊丽